自闭症患者有个诗意的名字——「星星的孩子」，以形容他们像遥远星辰那样，在夜空中独自闪耀。但现实却残酷得多，他们大多在无知或无奈中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以致一生孤独，备受嫌弃，直至一群IT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发现了他们。这些技术志愿者，用产品和代码闯入这一艰难之地，十多年后，把它变成一场数亿人参与的超级救助。而大多数人，对此却知之甚少。
文
邢吟欢
「没教养……」这三个字刺痛了女人，她转身走向老太太。几分钟前，在这辆驶向北京艺术区的公交车上，女人的侄子冲着老太太咳嗽了，却没捂嘴。纵使女人已再三道歉，老太太还是不依不饶，她不理解，这么一个高大清秀的年轻人，怎能如此无礼，而且神情茫然，好像事不关己。「他是有问题的孩子！」怒吼过后，在众人的劝说下，女人拉着木然的侄子下了车，开始第无数次责备:「咳嗽时要低头，不能冲着人。」「知道。」小伙子捂着脸，笑起来。「知道，你知道什么啊……」女人把他轻推了一把，轻叹，「走吧！」他们要去北京一家自闭症疗育中心，相比数量庞大的患者群体，有地可去已算幸运，在城市以外更广袤的地方，很多患者家庭甚至从未听过自闭症。
北京一家自闭症疗育中心，孩子们在上绘画课。摄影/闪山
和其他显性疾病不同，自闭症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误解，例如以为只是孤僻一点、不太合群而已。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它是发育障碍的一种，7成患者伴有智力问题和社交障碍。然而，人类医学至今仍对其束手无策，连病因都未找到。这意味着，这个病没得治。世界范围内，每约个孩子中，就可能有一个患有自闭症。按照中国的人口比例，至少有0万个家庭因此陷入漫长的黑暗。这个愈发庞大的群体，却缺乏与之匹配的救助途径，干预与康复资源也严重不足。据年《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全国在职康复训练师与确诊儿童的比例为1:，而自闭症康复机构只有一千多家。
北医六院里，儿童精神科专家贾美香正在接诊一名自闭症男孩。男孩的所有注意力都在眼前的玩具上，对医生的问话毫无反应。摄影/闪山
自闭症患者有个诗意的名字——「星星的孩子」，以形容他们像遥远星辰那样，在夜空中独自闪耀。但现实却残酷得多，他们大多在无知或无奈中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以致一生孤独，备受嫌弃，直至一群IT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发现了他们。这些技术志愿者，用产品和代码闯入这一艰难之地，十多年后，把它变成一场数亿人参与的超级救助。而大多数人，对此却知之甚少。
2小时5块钱的「朋友」
19年前，祝荣带着布谷，从昆明来到北京。在北医六院，儿子被确诊为自闭症。那一刻，她知道，儿子的病治不好了。这意味着，不仅孩子，她的家庭、人生及所有都要毁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也无法想象出自闭症患者的世界。常人可以轻易完成的穿衣、吃饭、说话，对他们而言，都是巨坎。祝荣花了两年教布谷游泳，又教他写字，但是半年后，布谷只学会了握笔。布谷13岁那年，父亲因食道癌去世。弥留之际，他躺在病床上连连叹气：「怎么办？你们以后日子怎么过？」说完便咽了气，眼睛也没合上。祝荣瘫在地上，布谷也坐着，若无其事。父亲过世后，布谷被院子里的孩子们排挤，他们给他取了绰号，远远便喊：「大头来了！」然后一哄而散。布谷也不反抗，不高兴时就咬自己，手上全是牙印。为了让布谷保留不多的社会接触，祝荣为儿子找了一个「朋友」。「我说你陪布谷玩，2小时我给你5块钱。」布谷非常喜欢这个「朋友」，每天盼着他来，直到「朋友」考上大学离开。
祝荣和儿子布谷在花艺课上，自闭症孩子上课通常需要家长陪同。摄影/闪山
同在北医六院确诊的，还有周静的儿子多多。多多两岁时，在姥姥的生日宴上，众人唱过一遍生日歌后，多多一个人依旧不停地唱，就像一台复读机。「我们当时都很高兴，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周静说。后来才知道，那是自闭症里典型的刻板行为。周静跑遍图书馆和书店，所有医学书籍都告诉她一个冰冷的事实——（自闭症）发病率万分之二到万分之四，病因不详。至今为止，该病症没有医学介入手段。那天夜里，周静嚎啕大哭，她觉得过不去了。「癌症还有抗癌成功的。自闭症就卡死了。」许多自闭症孩子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感统失调。具体表现为对声音、味道或色彩极为敏感，或极不敏感。二十多年来，多多总是习惯性按着耳朵，以致耳畔的骨头被按出了一块小凹槽。这也导致他们在社会中像个异类，总是格格不入，甚至备受排挤。去年年底，广州一名怀孕的母亲带着7岁的自闭症儿子，在家里烧炭自杀。起因是儿子在幼儿园打同学，遭到家长们密集投诉，最终被休学。年，深圳一名同样怀胎3个月的孕妇和丈夫，带着14岁自闭症儿子跳海自杀，最终儿子溺亡，父亲失踪，母亲和未出世的孩子生还。虽说自闭症在中国的认知程度较低，但多年的媒体报道，也引发一些民间人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