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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正午做记者，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生活像列车，沿着约定俗成的轨道奔跑。前方应该是目标，可是我心存疑问。某一天，我决定中途跳下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习惯远虑，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离开现在。
今年3月，我申请去京都大学访学四个月，想了解日本的家庭和女性。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为我提供支持，项目官员说，“建议你最好不要带孩子，一个妈妈在国外带着两个小孩，而且还要工作，会很困难”可是，怎么舍得呢？女儿刚6岁，儿子才1岁半。有人问我，“你行吗？”我回答，“见招拆招吧。当初抱着两个孩子从北京跑到广州躲雾霾，也是这样子冒险。”
失眠了很多天以后，我还是像袋鼠妈妈一样出发了，怀里塞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随行的，还有一直给我极大帮助的小姨。
3月23日，我们到达了京都，住在大文字山下的民居，靠近樱花最烂漫的哲学之道。房东是一对日本老夫妇，60多岁，就住在隔壁。在签署租房合同时，我发现那个妻子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日本极少短租房，这是通过中介联系的，是唯一可以住下一家人的房源。房子是传统的双层木房子，门口院子是小花园，草坪上的两棵小树长满绿叶，周围点缀了几株花草。进门后，有专门的换鞋处，厨房、橱柜和餐厅连在一起，和式推拉门背后是客厅，地板是竹子编的榻榻米，中间摆了一个小方木桌和抱枕，适合跪着喝茶。墙上有小挂钩，安放回家后换下的衣服。客厅的推拉门外面，就是洗漱间，外墙是一道玻璃门，卷起布帘，就能透进充分的阳光。一个折叠门背后，是家家必备的浴缸，暖气温度可以遥控预设。一丝不苟的生活传统，容不得随意的错位。在我看来，这是在长期稳定的社会里，人们可以安心于家庭生活，对日子精雕细琢。
沿着木梯上楼，是两个卧室，中间也用推拉门相隔，只是遮光不隔音。打开折叠整齐的床褥，就是传说中的榻榻米。西边卧室外，是一个晾衣服的小阳台，要挪开金属百叶窗，弯腰跨出去。房子太低，视线不能延伸，只能看到低矮的民房，紧闭的窗户，低垂的褐色竹帘和映照夕阳的旧墙。狭窄不隔音的生活空间，让我深深理解了为什么日本人对声音有那么严苛的挑剔。
哲学之道
日本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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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行，我最操心的是女儿上学。日本公立小学的学区都是住址划分的，无论租房还是买房。我提前一个多月请在大阪的华人朋友打电话给京都市第三锦林小学咨询。校方回复说住址在学区内，可以上学，3月26号下午两点钟要带着孩子去面谈。我上网查了学校的简介，发现竟然是一所百年老校，坐落在山边，有一个很大的泥地操场，距离我的未来住所约2公里。
在京都大学访学，我的导师是日本研究性别和婚姻家庭的社会学教授落合惠美子先生。她知道我不会日语，就很周到地安排了她的中国留学生嘉欣为我当翻译，她也同行。她想观察外国人在日本的生活处境。下午1点45分，我和女儿、翻译就走到了学校门口。落合教授也随即到达。我们在校门口初次见面，寒暄着等待约定的时间到来。在按响门铃前，落合教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没带手信礼物。她拿出一盒点心递给我，说权当是我给校方的见面礼。
门铃响后，一个日本的女老师出门相迎，我不懂日语，就察言观色，跟着旁人点头哈腰。进入教学楼的大厅，竖立着几排鞋柜，里面的小格子用木板分为上下层，上层用于放户外鞋，下层用于室内鞋，每个格子都写着学生的名字。我们换上来宾拖鞋，被领进一个会客厅。后来，我才知道，在日本学校参加活动，家长都必须自带室内鞋，甚至在学校的通知函上都郑重其事地明确要求。
基于防震的考虑，教学楼只有3层，室内没什么装修，但是走廊非常宽敞，学生的书桌特别厚实。会客厅有两排沙发，中间一个长木桌，靠墙的橱柜的上方摆满了奖杯和奖牌。一个穿着灰色高领毛衣的中年男教师拿着笔记本和笔进来。一个中年的中国男子坐在旁边。后来，我才弄明白，他是学校向京都市教育局申请的翻译员陈先生，来自上海，在日本20多年了。女教师后来用托盘送来用陶杯盛着的绿茶。每个人用茶前，都弯腰客套一下，大概是“不好意思，我先用茶了，感谢款待”。男老师仔细地问了孩子健康、语言和学前教育的情况，一板一眼地在本子上记录，再解释了学校上课的情况。
谈了一个多小时，实际内容没多少。我原来以为面谈会对孩子有什么测试，事实上完全不需要她参与。她在旁边实在觉得很无聊，最后竟然从沙发上软绵绵地滑下来，在地板上发脾气。我着急了，小声地提醒她，千万不要这样子。可她就不听。那个男教师用生硬的英语逗她说话，她也不回应。我当时担心，这个第一印象真是糟糕，会不会影响入学呢。
我的华人朋友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大阪上小学，市政府连续几年都安排了翻译在固定的时间陪着上学，帮助提高外国的孩子的日语水平，保证跟得上课堂的进度。我向那位男老师申请，希望女儿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临别时，他提醒我，去京都市的区役所（市政府）办理在留卡时，要把写着住址的一张纸提供给学校，作为学区归属的凭证。除此之外，我不必再提供任何东西，4月9日早晨，直接来参加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那天，应该穿礼服，这是日剧给我的印象。我骑车去一个二手商店，给女儿买了一套旧的格子西服和裙子，还有圆领白衬衫和卡其色裤子。几件衣服，加起来约人民币元。翻译陈先生告诉我的，日本经济不好，很多公司不提供长期的职位，大量年轻人都是打零工，买二手的东西，尽量降低生活成本。同时，这也是对消费主义的反思。我很坦率地告诉女儿，那是旧衣服，因为妈妈实在没时间去逛商场，也舍不得花太多钱在很少穿的礼服上，但典礼很重要，衣服要保证干净得体。我用热水和香皂把衣服洗了两次，在典礼前的晚上，趴在客厅的地板上，把衣服熨得笔直，然后挂起来，等女儿醒来。
但躺在黑暗中，我还是无法自控地连环发问。我很担心完全不懂日语的女儿在学校会很艰难。日本的老师英语很不好，万一遭遇困难，她如何求助？她睡前反复问我，“如果上着课，我突然想去厕所，怎么和老师说呢？”如果在学校遭到冷落，会不对小学有了心理阴影呢？各种担心，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爸爸们西装革履或者和服，妈妈们穿着和服或者礼裙，孩子们穿着款式类似的制服。学校门口竖着一块粘着白纸的木板，上面用墨水写着“平成三十年度入学式”。每个家庭走过时，都会让孩子站在旁边拍一张照片，很自觉地只拍一张，后面的人排队，没有任何拥挤的感觉。因为日本的少子化比较严重，这个学校的一年级只有两个班，一个班只有19名学生。在教学楼大厅，大家换好室内鞋，还用预备好的袋子把原来的鞋装好，随身拿着。我当时还没了解到这个习惯，就在大厅脱了鞋，打算只穿袜子行走，然后把鞋子随便放进一个空格子里。一位老师走到我面前，有点严肃地指着另外一个鞋架子，上面的汉字大概是来宾的意思。我马上把鞋挪了个位置。
学校事先通知我，安排了陈先生帮助我理解开学典礼。他领着我走到了学校的体育馆，里面很宽敞，舞台上摆了一个桌子，一盆花，上面挂了国旗和校旗，台下的前几排是新生的位置，后面是家长。舞台左边的墙上是裱起来的校歌，还有用白纸写着的开学典礼程序，旁边是一个黑色的三角钢琴，舞台下面的右侧是西装革履的PTA（parents-teachers-association）代表。这个组织承接了学校大部分的亲子活动和家长联谊活动，同时协助校方做重大的事情，经费来自于家长的缴款，也接受家长自愿加盟。
音乐响起，新生排队入场，每个人都有一个6年级的学生牵着手，一高一低，快步进来。当我看到女儿被一个姐姐牵着，在日本这个陌生之地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心里突然间被感动了。陈先生解释说，学校特意安排了6年级一个华人姐姐陪伴着我的女儿。那个姐姐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去年才从上海来到日本定居的。
典礼是校长和PTA代表的发言，这个过程并不安静，有个新生一直在哭泣，班主任安抚失败，我以为他会传唤孩子的母亲。没想到，班主任干脆坐在旁边，而孩子继续在哭泣。有三个家庭带着老二过来，小宝宝们也会厌烦，但是不会嚎哭，只是“嘤嘤”低哭表达情绪。日本没有保姆行业，家庭主妇若要参加学校活动，一般都会把家里的小孩子都带过来。台上的人发言完毕，就挺直腰板，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第一个是对着观众，第二个是回身对着国旗和校旗，第三个是再次致谢观众，然后才会快步走下台阶。
我印象深刻的是，PTA代表说，很理解新生的不安，但是请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因为有高年级的朋友们照顾和引导他们。后来，我观察到这是日本很独特的校园文化，就是高年级的学生和低年级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前者要扮演负责照顾和指导年幼者的前辈角色。
典礼尾声时，每个家庭都走上舞台，等摄影师拍集体照，刚才哭泣的新生仍然在挣扎，班主任把他抱在怀里，最后冲洗出来的的照片，就是这样的场景。完毕之后，还有个新生在台阶踏空，滚了下来。老师们跑来跑去，出现了紧张的气氛，但是没有吵闹的动静。校长的身姿是最急迫的，她蹲下去，一把抱住孩子，用冰袋敷着他的头。
典礼之后，所有新生都回去教室等待，家长可以在后面观望老师如何上第一节课。班主任穿着西装，在孩子和家长们的面前又唱又跳，黑板上用五彩粉笔画着欢迎的画面。日本的小学，从1年级到6年级都是只有一个老师，教国语、数学、品德、科学、英语、体育等所有课程。我女儿的班主任是一个30多岁的男老师，长得很帅，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日本偶像剧的广告。
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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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班主任请我和陈先生留下面谈。他说，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老师会带着孩子熟悉“上学之道”的路线，送到家门。在日本，学区的地域划分是多年不变的，第三锦林小学校根据孩子的分布状况早已设计了既定的4条路线。他告诉我，我所在的银阁寺道属于第四条蓝色路线。他问了我房东的姓名，然后从手中准备好的一张报纸上找到了一个根据门牌号排列的房屋主人的姓名，再次确认。我问他，如果父母来学校接的话，应该遵守什么手续。他很客气地问我，“你确定以后每天都来接吗？”我很坦率地说，“我以为是需要的，怕路上不安全，而且我女儿不会日语，万一遇到意外，怎么办？”他摇着头说，“不会的。”
典礼的第二天清晨，我送女儿去上学，学校规定在8点20前到达学校。我8点10分才出门，一路狂跑。女儿说，“妈妈，你放心，我今天会很好的。”可是，走在半路，她有迟疑地说，“我有一点excited，又有一点不excited，我听不懂老师说话怎么办？如果我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就不叫上学了！”我晕极了，一边心慌慌怕迟到，还一边要安抚她的情绪，“第一天，很有可能完全听不懂，那你就要注意看老师的动作和眼神。第二天，你可能猜出一点点，第三天，可能又明白了一点点，第四天，可能会更好。人类学语言的能力很强大的。”
她点点头，又问了她最关心的问题，“上课要去厕所怎么办？”
“举手说Toilet。”
终于把女儿哄到学校了。到达的时候，已经是8点半。我按门铃，教务处的那个男老师走出办公室，很客气地微笑，但是指着手表提醒我，应该8点20分到达。我羞愧地点头鞠躬，反复道歉。后来，我发现附近一个女子中学的上学路上，有个老师守着，一发现迟到，就抬起手腕，用指着手表。
接下来的那几天下午，是我记忆里非常美好的场景。下午三点左右，又高又帅的班主任牵着4个孩子，沿着哲学之道，再爬上大文字山。巷子里很安静，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栀子花伸出围墙之外，游人一般不走进来。我在花园里，能远远地听到老师和孩子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就迫不及待地跑过去迎接。老师灿烂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用日语很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然后告别，继续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到山上的家。看到老师和孩子们牵着手，说说笑笑，轻松随意，作为妈妈的我感到非常安心。
一个星期之后，按照学校的规则，需要独自走路上学、放学回家了。可是，我不放心。早晨仍然送她上学。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朝学校的方向走去，想在半路看看女儿一个人回家的样子。我太好奇了，很想知道一个在中国从来不会独自上街的孩子，如何在日本走两公里回家。可是，我不知道第四条“上学之道”的准确路线。我在路上望穿秋水地眺望，等了很久。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他说我女儿回到家，可是家里没人，如今又独自回到学校了，希望妈妈去接她回家。我再次羞愧难当。
后来，我想杜绝迟到，去找车行给自行车安装儿童座椅，要像在中国的时候一样，骑车带孩子上学。可是那个老板很认真地查了我自行车后座的钢条，发现里面的刻度是最大承重32斤。他问我女儿多大了。我说6岁，可是体重就是在32斤左右，她很瘦。可是，他认为年龄超限了，无论如何不让我安装座椅。我说能否改装一下自行车那条承重的金属杠，变粗一点，就能安装座椅了。他摇头，说除非换一辆车。我再求他，他还是摇头。
于是，每天清晨，家里仍然是冲锋陷阵的气氛。为了更从容一点，女儿在晚上会提前把书包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写好的作业放进老师要求的作业袋子，还有午餐用的手帕、垫子、筷子盒和水瓶，以及每天运动时穿的衣服。一个星期有四节体育课，所以几乎每天要带那套白体恤蓝短裤的校服。她已经很熟悉学校的流程，因为政府安排了中国翻译每个星期陪读两个上午，持续了两个月；每个星期还有一个日本老师来学校补两次日语课。
从5月开始，开学一个月之后，我女儿入睡前会哼日语歌了，是她的校歌，美妙的童音加上音乐的调子。尽管我听不懂内容，仍然觉得真是好听啊，好听得让我有点感动，是久违的校园的单纯。那个调子唱了逾一百年了。有一天，我们走路回家，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在家门口摆了几袋新鲜的日本小樱桃，日元一份。她问我女儿在哪个学校，勉强地用英语说，她小时候就在第三锦林小学校。附近街道的几代人都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有时候，路上遇到人寒暄，也会说“啊！你在第三锦林小学校呀”，是遇到校友的热情。
那个时候，我